第四章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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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十九岁的南乡正二看到了招聘管教官的广告，广告上根本没有写管教官的工作包括执行死刑。
广告上只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工作，工作内容为：改造罪犯，引导罪犯重新做人，防止罪犯隐藏或销毁罪证，保证对拘留中的被告人的公正审判……
南乡通过了管教官考试以后，被分配到千叶监狱。在这所监狱服刑的罪犯，虽说都是初次入狱，但都是被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即LA级罪犯。
一开始南乡在保安科，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务之后，在矫正研修所接受了为时七十天的初级培训，取得了见习管教官资格。他又学习了有关法律和护身术，希望成为一名毫不逊色的管教官。
但是，南乡回到千叶监狱后，理想与现实的乖离，让他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全国的监狱一片混乱，并不是所有正在服刑的罪犯都想悔过自新，很多监狱的看守也不把囚犯当人看，对教育罪犯重新做人缺乏耐心。
虐待囚犯的看守被囚犯告上法庭，同情囚犯的看守反而被囚犯利用，结果受到了处分。监狱不再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而成了人与人钩心斗角的地方。
必须给这种混乱状况打上终止符。在大阪开始实行的《行刑管理条例》，使全国监狱的管理状况大为改观。对囚犯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囚犯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等，这是一个全面彻底监督囚犯的方针。规定全体看守必须随身携带被称为“小票”的记事本，随时记录囚犯任何细小的违规行为。
南乡被任命为法务事务官看守那年，正是日本的行刑制度迎来了一大转机的时候。
可是，南乡在履行自己职务的同时，一直对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抱有疑问。
囚犯列队时，只要往边上看一眼，就会受到惩罚。在南乡的同事里，有人蔑称囚犯为“徒刑”，有人只考虑如何完成上边下达的指标，从不考虑怎样教育囚犯，使之重新做人。
南乡深切地感到，许多同事都对这种风潮皱眉头。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致力于改造囚犯，为他们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开辟道路，进而消灭他们对社会的威胁——这些教育刑主义 [1] 的高尚理念都到哪里去了？但是另一方面，严格的规定哪怕放松一点点，囚犯中就一定会有人乘机捣乱。行刑管理条例实行之前，甚至出现过监狱里的黑社会成员深夜让看守去路边摊买拉面的怪事。
如何对待眼前的现实中存在的犯罪者？站在监狱行政管理最前线的看守们，面对的是一种左右两难的情况。
工作五年后，南乡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契机是监狱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运动会。运动会对囚犯来说是非常快乐的活动。只有运动会这天，囚犯们才会忘记与看守的紧张关系。这些成年人像孩子似的在一起赛跑，像孩子似的欢蹦乱跳。
运动会那天，南乡在运动场上负责监视参加运动会的囚犯。他突然发现这个监狱里竟然关着三百多个杀人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三百多名被害人就是被他们杀害的!
想到这里，南乡眼前的光景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些杀人犯狼吞虎咽地嚼着今天特别发给他们的甜点，个个笑逐颜开。为什么要让这些人高兴呢？要是这样的话，这些人还能想起被他们杀害的那些无辜的人吗？南乡感到自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恰在这时，南乡为了通过晋升的第一道门槛——中级考试，正在拼命学习。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刑法史。他想到了刑法史中残留下来的有关问题的历史性争论。在近代刑法的摇篮期，欧洲大陆围绕着刑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刑法史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报应刑论，主张刑罚是对犯罪者的报复；另一种是目的刑论，以教育改造犯罪者、消除社会威胁为主。这两种思想经过长期争论，最后结合两者的长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刑罚体系的基础。
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欧美诸国大都倾向于报应刑论，而日本则倾向于目的刑论。
学习这些理论的时候，南乡终于知道让自己感到左右为难的东西是什么了。那个严格的行刑管理条例，表面标榜教育刑主义，实际上是对囚犯严加管制，完全是一种形式与内容分裂的管教方针。
运动会这天，南乡在杀人犯背后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浮现过的被害人的灵魂，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他认为，惩罚犯罪者是自己的工作，只要想一想被害人，就会认为报应刑论绝对是正义的。
从那以后，南乡忠实执行行刑管理条例的管教方针开展管教工作。他通过了中级考试，结束了培训，晋升为副看守长。上级对他的评价很高，决定调他去东京拘留所。
南乡有生以来第一次执行死刑，就是在那个时候。
前往位于东京小菅的拘留所赴任时，刚满二十五岁的南乡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再晋升一级，登上更高的台阶，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在监狱管教官这个世界里，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等级社会。如果当不了大官，什么也干不成。他现在已经踏上第一级台阶了。
此时的南乡，把推进实施行刑管理条例当作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且，新的工作单位——东京拘留所，关押的都是那些被认为没有改造余地的被宣判了死刑的死刑犯。
关押已经被判处了死刑的死刑犯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拘留所。在执行死刑之前，死刑犯作为未决囚被关押在拘留所里，并且集中关押在新4号楼二层的死囚牢房，被重点监视起来。由于缝在死刑犯们衣服上的囚犯号码最后一个数字都是“0”，所以东京拘留所新4号楼二层，被称为“0号区”。
当管教官六年来，南乡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关于死刑的问题。他跟一般人一样，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所以刚到东京拘留所工作不久，南乡在一位保安科同事的带领下参观“0号区”时，对死刑也没有什么切实的体会。
但是，那时候同事压低声音说话的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进新4号楼二层的走廊之前，同事对南乡说：“走路时尽量不要发出脚步声，绝对不要站在死囚牢房门前。”
“为什么？”
“死刑犯会以为是来接他去执行死刑，陷入极度恐慌。”
参观完新4号楼二层之后，同事又给南乡讲了一件以前发生过的恐怖的事情。一个管教官为了办某种手续，去了一个死刑犯的单人牢房。这个管教官过于粗心大意，没有意识到他去的时候恰好是上午9点到10点之间，也就是行刑队去死囚牢接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间。管教官在铁门叫了半天也听不见动静，觉得很奇怪，从观察口往里一看，只见那个死刑犯已经大小便失禁，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了。几天后，这个单人牢房的报警器突然被举了起来。所谓报警器，也就是一块囚犯用来与管教官联络用的木牌。囚犯在牢房里往上推一下操纵杆，牢房外面的木牌就升起来了。管教官立刻跑到牢房门口，从观察口中往里面看。就在这时，那个死刑犯突然从观察口里伸出手指，戳烂了管教官的眼睛。
“死刑犯被关在死囚牢里，紧张得超过了极限。”同事对南乡解释道，“如果你不了解这种情况，就不知道如何恰当地对待死刑犯。”
南乡点头表示同意，但是，运动会上那个津津有味地吃甜点的杀人犯在他脑子里的印象太深了。那个男人杀了人，才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关在东京拘留所的死刑犯都是犯下了残酷暴行的罪犯，怎么能同情他们呢？当时南乡的想法非常单纯。
一周以后，南乡跟那位保安科同事走在拘留所的院子里，看到院子里的小树林中有一座象牙色的小屋，感觉就像森林公园的管理处。
“那所建筑是干什么用的？”南乡漫不经心地问道。
同事回答说：“刑场。”
南乡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是为执行绞刑建造的设施。漂亮的外观，与外观不协调的坚固的铁门，让看到它的人联想到残酷的童话故事。南乡心中涌上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执行死刑的任务也有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吧。那时候，在那扇铁门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自从看到了刑场那一天起，南乡下班后一回到宿舍里，就开始学习关于如何对待死刑犯的知识。其中关于执行死刑的细节，除了自己学习以外别无他法，因为即使去问前辈们，也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大家都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缄口不语。在这种背景下，有执行死刑经验的管教官只有很少几个人。
只有一位在千叶监狱时就认识的老看守的话依然回响在南乡耳边：“他们总是在黄昏时到来。那就是死神啊。只要有一辆黑色公车吱的一声停在办公室前面，就危险了。”
虽然那时候南乡不知道老看守指的是什么，但现在的他已经意识到，那辆黑色公车是来送死刑执行的命令的。
南乡开始研究如何对待死刑犯的问题时，也找到了这个制度在实际运用时的问题点。法律规定死刑犯也应该跟刑事被告人一样对待，也就是说，跟一般被拘留起来但还没有被宣判的被告人是一样的。虽然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但现实中不是这样。根据1963年法务省的内部通知，死刑犯基本上被禁止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允许与隔壁房间的犯人说话。进一步说，只有收信送信等方面的细小规则可以由拘留所所长具体掌握，很难说所有死刑犯所受待遇是公平的。
即便南乡认为对恶性犯罪者应加以严惩，他对这种做法也有疑问。法律本来应该放在第一位，但在这里，一个内部通知却更具有效力。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不能被允许的。
那时候南乡把这些矛盾当成了督促自己上进的动力。如果通过了高级考试，他的晋升就不会再受学历限制了。一旦升到了矫正管区长这样的高位，他这个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就可以和法务省的高级官僚平等竞争了。
但是，就在南乡一心一意拼命学习的时候，死神终于悄悄地出现在他面前。
正如那位老看守所说的那样，一天黄昏时分，一辆黑色公车停在了办公室前面。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穿黑色西装、手提文件包的三十多岁的男人。
看到这个男人胸前别着的闪光的银色徽章时，南乡才知道了死神的真面目。东京高等检察院的检察官，把《行刑执行指挥书》送到拘留所来了。南乡看到的检察官胸前那枚检察官徽章，也叫“秋霜烈日徽章”，代表执行刑罚的严厉意志。秋天的寒霜和夏天的烈日，都是检察机关的象征。
南乡确信，就要执行死刑了。但是，他并不知道现在被关押在东京拘留所的十个死刑犯中，谁会被执行死刑。
两天过去了，南乡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保安科的上司以及老资格的狱警们，表情看起来比平时严肃得多。
第三天的傍晚，南乡被保安科科长叫了过去。一进会议室，科长就沉着脸，非常严肃地向南乡宣布：
“明天对470号死刑犯执行死刑。”
南乡眼前一下子浮现出470号死刑犯的脸。那是一个因两起强奸杀人案被判处死刑的二十多岁男人。
科长停顿了一下，一直盯着南乡的脸，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决定推荐你对470号死刑犯执行死刑。”
终于来了——这是南乡想到的第一句话。不可思议的是，小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在他的记忆中复苏，那是在牙科候诊室里等待时的不安感，被护士叫到名字时想逃走的紧张感。
接下来科长坦率地明确了选择的标准。被选中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都是在平时的工作中表现特别出色的。本人没有疾病，家里没有病人，妻子不在怀孕期间，本人也不在服丧期间。满足这些条件的管教官一共有七个，全都被科长推荐对470号死刑犯执行死刑。
“但这并不是绝对命令，”科长说，“如果你有不想干的理由，不要有顾虑，要坦率地说出来。”
在科长说话的口气中，可以让人感到他对部下的关心是很有诚意的。当时，如果南乡摇摇头，也许就可以不接受执行死刑的任务了。但是考虑到还有其他六个人同时被选中，他无法拒绝。
“没关系。”南乡说。
“太好了。”科长点了点头。科长脸上浮现出真诚感谢的表情，南乡帮他解决了让他苦恼的执行死刑的人选问题。
“谢谢你!”科长又说。
一个小时以后，七名死刑执行官在所长室集合，接受了所长的正式命令。接下来保安科科长发给每人一份手写的计划书。文件里写着从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必须做的事情——从检查刑场，到当日人员的配置、对死刑犯本人宣布执行死刑和押赴刑场的程序、每个死刑执行官的具体任务、遗体的处理以及如何应对记者采访等，非常详细。
南乡他们按照计划书的指示，向那个看上去像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建筑物走去。他们要在那里做事前准备工作，以及死刑执行的预演。
打开门锁，推开大铁门，低沉的声音在夜幕中的树林里响起。七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四十岁的看守部长，他摸到墙壁上的电灯开关，打开了日光灯。
建筑物内被统一涂成了浅驼色，地面也铺着同样颜色的地毯，看上去的感觉就像进入了一所高级住宅。但是它的内部结构跟一般的住宅完全不一样。南乡他们走进一层，看到的只有入口和走廊，再往前走，可以看到走廊的左右两侧分别有通向二层和半地下室的楼梯。也就是说，这座二层的建筑物有半层是被埋在地面之下的。南乡他们实际上是从位于半层高的入口走进去的。
七名死刑执行官默默地沿着还不到10阶的楼梯，走上比一般建筑物低矮得多的二层。
南乡首先看到的是三个安装在走廊墙壁上的按钮。这就是执行死刑的按钮，是打开绞刑架下面的踏板的开关。为什么是三个按钮呢？这是为了让三个死刑执行官分不清楚到底是谁把死刑犯送上西天的。
负责按下按钮的三个死刑执行官留在了走廊里，包括南乡在内的另外四个死刑执行官进入墙壁另一侧被称为佛堂的房间。
这个房间被伸缩式帘子隔成两个，这边只有六叠大小。正面是祭坛，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这是教诲师读经和死刑犯吃最后一顿饭的地方。
进入佛堂的四个死刑执行官当中，其中两个要在这里工作。在执行死刑之前，一个负责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另一个负责把死刑犯反铐上。
南乡为了预演一下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拉开伸缩式帘子，打算走到里边去。
但是，就在他看到绞刑架的那一瞬间，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距离帘子只有一米远的地方就是踏板，踏板上面铺着绒毯，被蒙住眼睛的死刑犯站到上面，感觉不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一米见方的踏板上方，垂下一根两厘米粗的麻绳。麻绳的全长有八米左右，两端都被固定在侧面墙壁柱子上，通过天花板上的滑轮垂到踏板上，中间部分形成一个绳套。
南乡的任务是把这根麻绳套到死刑犯的脖子上。他呆呆地站在伸缩式帘子边上，很长时间没动地方。其他六名同事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他。南乡想咽口唾沫，但是还没等他咽下去，唾沫就在口中消失了。他无可奈何地吸了口气，然后才进入施行绞刑的房间，拿起绳套。
套住死刑犯脖子上的绳套部分裹着黑色的皮革。看着皮革表面暗淡的光，南乡感觉自己好像闻到了死尸的臭味。绳套的根部，有一个椭圆形的铁板，铁板上有两个洞，麻绳穿过这两个洞形成一个绳套以后，返回侧面墙壁的柱子上，跟麻绳的另一端固定在一起。这样，把绳套套在死刑犯的脖子上以后，再把铁板压下去，绳套就不会从死刑犯脖子上脱落了。
南乡在自己的大脑里描绘着作业的过程，不由得一阵恶心，胃里的东西差点吐出来。但是，这是他的工作。只要法律规定还要维持死刑制度，就必须有人去做执行死刑的工作。
南乡想起了计划书里写的命令：要调整好麻绳的长度，保证死刑犯落下后，脚要离开地面三十厘米以上。于是他开始练习了。470号死刑犯的身高在计划书里写得很清楚。
麻绳的长度调整好以后，南乡他们在年龄比他们大的看守部长指导下开始了执行死刑的预演。由留在走廊里负责按按钮的三个死刑执行官中最年轻一个看守扮演死刑犯。先把他反铐起来，蒙上眼睛，然后拉开伸缩式帘子，把他带到绞刑架那边，让他站在踏板上。站在左边的看守部长负责绑上他的双腿，南乡负责把绳套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两人一起从踏板上后退一步下来。实际执行死刑的时候，保安科长一看到看守部长和南乡从踏板上下来了，就会立刻向三个负责按按钮的死刑执行官打手势。那三个死刑执行官同时按下按钮，死刑犯就会掉进二点七米以下的半地下室去。
他们反复练习了很多遍，所需时间越来越短了。最后，执行死刑的整个过程所需时间之短，甚至让南乡感到吃惊。470号死刑犯从带进来到掉到踏板下面去，恐怕连十秒钟都用不了。主要是南乡把绳套套在死刑犯的脖子上的动作已经非常熟练了。
晚上10点多，预演结束了。七名死刑执行官一起走回宿舍区，然后就解散了。其中两个回宿舍休息，另外四个去了被称为“俱乐部”的管教官们散心的地方。
南乡一个人回到新4号楼，跟值班长交涉了一阵以后，得到了查阅470号死刑犯的服刑记录的许可。他想在执行死刑前记住明天就要被他杀死的那个男人的罪状。
他独自一人坐在会议室里，默默地翻阅服刑记录。470号死刑犯的罪状是两起强奸杀人罪，犯罪时的年龄是二十一岁，当时是东京都内一所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被他强奸杀害的是两个幼女，一个七岁，一个才五岁。
在翻阅服刑记录的过程中，南乡渐渐觉得轻松起来。对死刑犯的憎恶不是源于他的意志力，而是自然地从内心深处涌上来的。南乡一向很喜欢孩子，对杀害幼儿的犯罪，仇恨程度要比一般人深一倍。每次去位于川崎市的双胞胎哥哥家时，小侄女总是大声叫着“和爸爸长得一样的叔叔来了”，在他的身边欢呼雀跃。南乡想象着：如果被害人是自己的小侄女的话，就理解了遗属以及整个社会对凶手的憎恶。
而且，470号死刑犯在公审过程中还假装精神异常，甚至还胡说什么是因为被害人对他的性诱惑才造成了他的犯罪，这引起了审判长的强烈愤怒。审判长认为罪犯“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没有重新做人的可能性”，理所当然地判处了死刑。
看到这里，南乡担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证据是否确凿，470号会不会是冤案，自己即将杀死的会不会是一个无辜的人？
不过，看完服刑记录里的诉讼记录以后，他也不再担心这个问题了。通过各种形式鉴定，被害人体内残留的精液，跟被告人的血型完全一致。另外，在搜查阶段扣押的被告人内裤上，附着有包含血液的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不仅有这些足以证明强奸罪的证据，还在被告人的毛衣上发现了凶手作案时使用的石块的碎片。
这些物证鲜明地描绘出470号死刑犯的犯罪过程，南乡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两名幼女遭受凌辱之后，被石块砸碎了头。
这不是人干的事，连野兽都干不出这种事来。
南乡明天要处死的，是一个连野兽都不如的东西。
但是，那天晚上南乡一夜都没睡着。后来他才深切意识到，死刑前夜的那个晚上，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安眠之夜。
第二天早上，看守所特别安排了点名，7个脸色苍白的死刑执行官和他们的上司并排站在那里。昨天夜里没有一个人能睡好。
点名结束后，7个死刑执行官走向刑场，做了最后一次预演，然后在祭坛的佛龛上点燃了一炷香。南乡和管教官们向着佛龛双手合十。他们在合掌祈祷时不由得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在为还活着的人祈祷。祈祷之后，他们坐在椅子上等待执行时间的到来。
上午9点35分，刑场一层的铁门打开了。在二层等待执行任务的南乡听到了教诲师读经的声音。伴随着读经的声音来到二层的先后是警备队队长、教诲师、470号死刑犯、看守所所长和另外五名干部，以及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
南乡这时才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470号死刑犯。这个强奸并残忍地杀害了两名幼女的凶犯，长着一张细长而文弱的脸。他的手腕很细，看上去没有什么力气，恐怕只能欺负未成年的孩子。
470号被从单人牢房带出来以后，先被带进了看守所的礼堂，并在那里接受了执行死刑的宣告。在即将施行绞刑之前，这个双手被手铐铐在身体前面的死刑犯一直在撇着嘴哭泣，眉头紧皱，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
“我们为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保安科科长为470号死刑犯摘下手铐，温和地说道，“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470号死刑犯看了看桌子上的食物。有蔬菜，有肉，有白米饭，有水果。还特意准备了甜点，有日式甜点，有西式甜点，还有蛋糕和巧克力。
死刑犯哭着伸出手去，拿起一块红豆馅年糕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还没咀嚼，又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他想弯腰把年糕捡起来，又突然停住，挨个看着周围的人们。
死刑犯看到南乡的时候就停下了。南乡紧张得身体僵硬。为了执行死刑套在崭新的白手套里的双手一个劲儿地出汗。
“救救我吧!”死刑犯盯着南乡的眼睛，呜咽着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请你不要杀死我!”
南乡在让自己拼命想起对这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的憎恨。
死刑犯挣开拉住他的警备队员的手，在南乡面前跪下：“救救我!求求你了!请你不要杀死我!”
南乡一动不动地俯视着死刑犯。他感觉跪在自己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可怜的年轻人。看着苦苦相求的死刑犯，南乡把从昨天晚上开始在心里积攒下的憎恨砸了过去。
你对幼女施暴，然后杀害她们的时候，尝到的是怎样的一种快感？
你那时候尝到的快感和你现在尝到的面对死亡的恐惧可以互相抵消了吗？
警备队长把470号拉起来，向在场的人们使了个眼色，这是尽快执行死刑的信号。他们是一个为了杀死470号而团结战斗的集体。
“在离开人世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保安科科长尽可能地用温柔的声音说道，“写下来也行。”
这时，一直在持续的读经的声音停止了。也许是为了让大家听到470号死刑犯最后的遗言吧。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470号开口说话了：“我没杀人。”
刹那间，在场的近二十个男人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我真的没杀人。”
“就这些吗？”保安科科长问道，“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吗？”
“我没杀人!救救我!”
三名警备队员扑向就要暴跳起来的死刑犯。与此同时，从拘留所所长的口中发出了短促的命令。
“执行!”
众人的脚步声乱作一团。教诲师用更大的声音开始继续读经。
470号的头部被蒙上了面罩。南乡看到以后立刻拉开了伸缩式帘子，走向绞刑架。
南乡的眼前就是已经调节好长度的绳套。
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470号被摁倒在地，手被反铐在身后。
必须把这个绳套套到那个家伙的脖子上。想到这里，南乡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教诲师读经的声音响彻整个刑场，加剧了南乡的动摇。吊慰死者的经文没有给南乡带来心灵的平静。在吊慰对象还活着的时候，那只能是一种唤醒人的猎奇心理的邪术。
“救救我!救救我!”拼命号叫的470号被警备队员从地上拉起来。
这时，拘留所所长喊了一声：“像你这样大喊大叫，舌头会被咬断的!”
但是，470号并没有停止喊叫。他一边喊叫，一边绝望地挣扎着。两个警备队员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把他带上了绞刑架。
南乡想尽快把绞绳的绳套拿起来，但是，他就像一个刚刚看到一场悲惨事故的人，眼前一片模糊，连自己的手的动作都看不清了。
470号被带到了踏板前，南乡拼命地把震耳欲聋的读经声和死刑犯的号叫声从大脑里赶出去。在这种时候，支持了他的是赞成报应刑主义 [2] 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
只有绝对报应才是正义的——
470号的脚踏在了踏板上。
绝对报应是刑罚最根本的意义——
南乡一边在心中重复着康德的话，一边拿起了麻绳。
假定有一个公民社会将要解散，假定世界到了被灭绝的最后时刻——
南乡将裹着黑色皮革的绳套，套在了470号的脖子上。
杀人者必须被处以极刑——
“我没有杀人!”
南乡听到了从眼前那个被蒙上了面罩的470号嘴里发出的声音。
“救救我!”
南乡将椭圆形的铁板押到死刑犯的脖子上，然后马上向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就像地震时发出的地声，冲击着整个刑场。踏板被抽掉，刑场与地狱连为一体。470号的身体就像被突然出现的洞穴吸走了一样，转瞬就消失了。麻绳被拉直的同时，传来了窒息的声音、骨折的声音和麻绳摩擦的声音。
南乡认真调节过麻绳的长度，现在，在他的眼前，被拉得笔直的麻绳慢慢地左右摇晃，好像在对他说，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请到下边去吧。”
南乡听到了拘留所所长对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说的话。他们必须到半地下的地下室去确认470号的死亡。
南乡虽然对还在继续的读经声十分厌烦，但还是呆立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麻绳突然停止了摇晃。负责按死刑执行按钮的三个执行官已经去地下室，按住了还在继续痉挛的470号的身体。现在，医务官正把听诊器放在470号胸部，等待着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过了十六分钟，470号的心脏停止跳动才得到确认。接下来，按照监狱法的规定，在确认死刑犯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其尸体还必须在绞刑架上悬挂五分钟以上。
为了处理遗体，南乡等人于上午10点整来到地下室。他们花了十五分钟的时间用酒精擦净死刑犯的尸体，并给他穿上了寿衣。装进了棺材的遗体被运到刑场旁边的遗体安置所以后，南乡他们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死刑执行官们每人领了2万日元的特殊勤务津贴，并被告知绝对不要在外面谈论刑场里发生的事。喝完净身酒，南乡他们一起去宿舍区的“俱乐部”洗澡。
南乡就像一个旁观者，冷眼观看着这一连串的行动并参与其中。
中午12点，七名死刑执行官一起到拘留所外面散心。大家很少说话，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后来大家都不想在一起闲逛了，就无言地解散了。南乡一个人在美食街溜达，想寻找一家中午也能喝酒的酒馆。
南乡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正趴在夜色已深的柏油马路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一片狼藉。
大概是酒喝多了吧？意识模糊的他回忆着数分钟之前的事情。刚才应该是在酒吧的吧台上喝了很多威士忌吧？
他又呕吐了一阵，终于想起了自己不舒服的原因。喝酒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处理死刑犯遗体的情形。为了确认死刑犯死后的样子，他从还悬挂在绞绳上的470号死刑犯头上摘下面罩，470号由于喊叫咬断的舌头滚到了南乡的脚边。
我杀人了。
凸出的眼球和因落下的冲击抻长了十五厘米的脖子。
对于这个残酷的场面，他所相信的正义没有给予任何回答。
南乡在路边一边吐着胃液一边哭泣起来。涌上心头的是一种做了无法挽回的事情之后的悔恨。他想起了少年时代和家人一起围着餐桌吃饭的情景，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自己考上了比哥哥更好的大学的话，就不会杀人了吧？也许这是回避不了的命运，从出生那天起就已经被上天决定了。自己大概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杀人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眼泪不但止不住，而且越来越多地从双眼中涌出来。他忽然觉得趴在地上呕吐的自己十分悲惨，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南乡还和以前一样每天上班。到了第八天，他觉得已经到了极限，只好请假去医院。医生给他开了安眠药。
那天，给南乡抓药的药剂师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南乡看到姑娘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十字架，就问她是不是基督徒。姑娘脸上浮现出腼腆的笑容，摇了摇头回答说，只不过是一个吊坠。但是，那个十字架却让南乡得到了某种启示。
从此以后，南乡每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并且利用睡着之前的时间阅读大量宗教方面的书籍。他觉得书中的语言很美，充满慈爱，有时又觉得书中的话是在叱责自己。南乡在这些书中得到很大安慰，心情变得舒畅起来。但是，他很快又把宗教书丢到一边去了。
因为他认为依靠神的帮助是懦弱的表现。
一切都是人类干的。强奸两名幼女，并残暴地杀害她们，是人干的；对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处以极刑，也是人干的。这一切都是人的手干的。对于人类干的事，人类本身是不是应该给出一个答案呢？
给出这个答案用了长达七年的时间。
后来，南乡跟医院那位戴十字架吊坠的姑娘结婚了。他们从认识到结婚经过了五年的时间。他们第一次在一起睡了一夜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对他说：“你好像整夜都在做噩梦。”听了她的话，南乡犹豫了：自己到底应不应该结婚呢？南乡对谁都没有讲过当过死刑执行官的事，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对妻子也隐瞒自己以前做过的事。但是，南乡不想失去她给予他的安宁，最终还是决定结婚了。
结婚两年后，他们生了一个男孩。
孩子非常非常可爱。看着孩子熟睡的小脸，南乡又燃起了已经放弃的参加高等考试的欲望。同时，他开始认为自己七年前做过的事是正确的。
如果自己的孩子被人杀死了，当凶手出现在面前时，南乡肯定会把凶手杀死。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认可私刑，社会就会陷于无秩序状态。因此，必须由第三者，也就是国家机器行使刑罚权，来代替被害人亲属做他们想做的事。是人都有复仇心，所谓复仇心，就是对失去的人的爱。只要法律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包括死刑在内的报应刑思想就应该被认可。
处死470号死刑犯以来，南乡一直对死刑制度持有疑问。但是现在他意识到，这是由于自己把死刑与杀人的不快感混同在一起导致的错误认识。在执行死刑之前，他一直是支持死刑制度的。
南乡的思绪回到了七年前的那个时刻，回到了他俯视着跪在地上求饶的470号，在心里把憎恨砸过去的那个时刻。
所以，当南乡第二次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内心的动摇了。执行死刑的时候，类似杀人的那种生理上的嫌恶感，是可以忍耐的。他认为，即使因此被夺走今后四十年的安眠，也必须伸张正义。
第二次接受执行死刑的命令时，南乡已经调到福冈拘留所去了。频繁调动工作，意味着他正在踏上晋升的台阶。
执行前夜，他到公务员宿舍“俱乐部”去了。一进去就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看守在那里一个人喝闷酒。
这个年轻的看守姓冈崎，也被任命为死刑执行官。冈崎、南乡和另外一名死刑执行官接受了按下踏板按钮的任务。
看到冈崎的样子，南乡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于是就在冈崎身旁坐了下来。冈崎先向南乡打招呼，并跟他谈起了如何对待看守所中的死刑犯的问题，似乎在有意回避明天执行死刑的事。年轻的看守冈崎提出了南乡以前曾经有过的疑问，即为什么无视监狱法，优先执行法务省的内部通知。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南乡说出了自己的结论，“法务省恐怕是希望修改监狱法的，但是政治家按兵不动，所以监狱法就修改不了。法务省发那样一个内部通知，大概也是无奈之举。”
“照您这么说，是那些不修改监狱法的政治家不好？”
“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分析一下国会议员按兵不动的理由。如果哪个国会议员说出要严厉惩罚犯罪者，特别是要严格执行死刑制度这样的话来，他的形象就会遭到破坏，就会影响到他的人气。”
“还是政治家不好嘛!”
“你没看过关于死刑制度的国民调查吗？”
“支持死刑制度的国民过半数，对吧？”
“是啊，”南乡说，“可是，日本人一边在心里想着坏人应该被判处死刑，一边在公开场合冷眼看待说出这种话的人。这就是真实想法与说给别人听的话完全背离的日本民族的阴暗心理。”
冈崎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张大了嘴巴，过了一会儿才点了点头，感慨地说道：“是啊，在电视上露面的都是那些反对死刑制度的人。”
“是的。而且被冷眼看待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家，我们也在其中。我们本来是顺应国民的愿望去做的，却被人戳脊梁骨。谁也不会对我们说，感谢你们为我们除掉了恶人。”南乡叹了口气，接着说，“但是，这事总得有人去做。”
“那么，”冈崎环视了周围一下，压低声音问道，“南乡先生，您赞成死刑制度吗？”
“赞成。”
“也赞成明天对160号执行死刑？”
南乡盯住了冈崎的脸。在冈崎的脸上，可以看出两难和紧张的神情。南乡问道：“160号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吗？”
冈崎没有回答。
南乡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是冤案？”
“不，证据没有问题，可是……”冈崎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想了一下才说，“您去看看160号的服刑记录吧，只看最后一页就可以了。”
南乡向死刑犯牢房走去。关于160号死刑犯的罪状，南乡已经掌握了。五十多岁，男性，因为给借钱的朋友当担保人连累了自己，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之下，他犹豫着是杀死全家再自杀，还是做强盗抢钱。结果他选择了后者，成了杀人犯。他杀死了三个人，一对很有钱的老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如果他选择杀死全家再自杀，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后，即便自杀不成，不要说死刑，连无期徒刑都判不了。
南乡得到翻阅160号的服刑记录的许可之后，拿着厚厚的活页夹走进晚上空无一人的会议室，跟七年前一样，认真翻阅起来。在看冈崎所说的最后一页之前，他看到了160号关于宗教教诲的记述。
“被逮捕以后，我马上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第一次审判时，我皈依了基督教。”
南乡用手指画着160号的记述读下去。
“我不是那种同时信仰多种宗教的所谓‘蝙蝠信徒’，我真挚地按照教诲师的教导，每天为被害人祈祷冥福。”
南乡想，冈崎指的大概就是这些吧。这是一个关于对真心悔过的死刑犯是否有必要执行死刑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南乡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因职务关系，南乡认识很多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和判了死刑的囚犯，对这两类囚犯做过比较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同样是犯下了非常残暴的罪行，无期徒刑囚犯中没有悔过之心的占很大比例。他们心里只有为自己辩护的借口，甚至有不少人对正好出现在犯罪现场的被害人心怀怨恨。他们在监狱里假装老实，目的是为了被评为模范囚犯，假释出狱。
另一方面，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确实也有表示悔过的，也可以说大多数都表示悔过。但是，这些犯人的态度，跟很多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某种热情的驱使下所表现出来的悔恨有很大不同。真正达到了宗教式心醉神迷的真诚悔过程度的，只有在死刑犯中才能看到。
经过上述观察，南乡得出了一个结论：死刑犯真诚悔过，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被判了死刑才收到的效果吗？也就是说，以报应刑论为基础的死刑判决制度，引出了悔过之心这个教育刑论希望达到的目标，这种现象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现在看到160号有关宗教教诲的记述，南乡也感到具有讽刺意味。对教诲的态度，是判断一个死刑犯情绪是否安定的标准，也是确定行刑日期的重要因素。在死刑犯中，遵从教诲师的教导情绪安定得越早，被处刑的日子就越早。
恐怕冈崎正是对这样一种制度上的矛盾感到困惑吧。南乡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翻到了最后一页。
那是一封信的复印件。收信人是福冈地方法院的审判长，寄信人是一位女性，160号杀害的，就是她的父母和哥哥。
这是被害人遗属写给审判长的信。信笺是高档的，字是手写的。当看到“我不希望判处被告人死刑”这句话，南乡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这是南乡的第一感觉。以前南乡曾经想过，如果自己的孩子被杀害的话，一定要让凶手偿命。这句话使他受到很大冲击。他无法理解，甚至感到震惊。
“被告人已经充分地表示了赔偿的意愿。”看到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以后，南乡又慌忙往前翻服刑记录。他想，被害人遗属是不是因为得到了足够的经济赔偿呢？但是，160号是因为受到借钱人牵连，负债累累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不可能有赔付高额赔偿金的能力。从被逮捕到现在，160号赔付给被害人遗属的，只有服刑十一年间在狱中通过劳动赚来的区区22万日元。
南乡又翻到服刑记录最后一页。写给审判长的信中，遗属的心情是这样表述的：
“开始，我对被告人也是恨之入骨，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但是，被告人从小家境贫寒，没有学历，饱尝人世间的辛酸，最后由于太相信朋友而负债累累。考虑到以上情况，我在希望判处被告人死刑的问题上犹豫了。如果我走的是像他那样的人生道路，说不定我也会像他对我的家人做过的那样，去伤害别人。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主张无罪释放被告人，而是希望被告人在监狱里一直活下去，为我的父母和哥哥祈祷冥福。”
这封信比任何死刑反对论者的理论都有说服力。正是因为太有说服力了，南乡甚至非常讨厌这封信。我们忍受着那么痛苦的精神折磨去执行死刑，你却这样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南乡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憎恨这位遗属，赶紧让自己打消了这种念头。
接下来南乡看了看第一审的判决。审判长收到这位遗属的来信以后，一审判决宣布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但是，检方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提出了上诉。结果在第二审判决时，原判被撤销，改判为死刑。判决的量刑理由如下：“被告人在搜查和公审阶段自始至终都表现了明显的悔过之心，被害人遗属也请求免判死刑，本应酌情轻判。但是，由于被告人犯下的罪行是极其残暴和不人道的，给社会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冲击，完全没有酌情轻判的余地。即便处以极刑，都不足以彰显正义。”
后来被告人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予以驳回，并不允许被告人再次申请改判，确定了死刑的判决。
南乡认为，法院的一审判决未能彰显正义。南乡支持死刑制度，七年前执行死刑的行为得以在心中正当化，正是从被害人因果报应的感情出发思考的结果。如果不考虑被害人的感情，剩下的就只有法学家们建立的法理了。也就是说，160号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所以应该被判处死刑。
可是，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为了纠正这种一刀切的判决，有一种被称为恩赦制度的挽救措施。但是，恩赦制度在160号身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南乡又把视线落在了遗属的信上。这位女性，虽然家人都被杀害了，但是她并不希望被告人被判处死刑。这个事实，把一个南乡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明天就要执行的死刑到底是为了谁？南乡和冈崎有必须杀死160号的理由吗？违背被害人遗属的意愿，给予犯罪者绝对报应，这不是精神上进一步伤害被害人的行为吗？
那天夜里南乡辗转反侧，一分钟都没有睡。他甚至想到了辞职。他在三室一厅的公务员宿舍里走来走去，好几次去看妻子和儿子熟睡的脸。
他有一个必须由他来保护的家。
想来想去的结果，是他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打消了辞职的念头。与一个死刑犯的命相比，还是全家人的生活更重要。
第二天早晨，在刑场又做了一遍执行死刑的预演之后，南乡等待着160号被带进来。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七年前执行死刑的情景。
“我没有杀人!”
南乡认为，把绞绳套在乞求救命的470号死刑犯脖子上的行动，怎么说都是正确的。但是，这回这个160号情况如何呢？被害人遗属写给审判长那封要求轻判凶手的信，说明在用一刀切的法律制度处罚罪犯的时候，人们的感情多种多样，太复杂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刑场的铁门打开了，在身穿黑袍的神父引领之下，160号死刑犯登上了又窄又短的台阶。这个杀了三个人的五十多岁的男人，脸形瘦削，眼窝深陷，脸上却露出毅然决然的神情，甚至让人感到他充满活力。死刑犯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佛堂。
南乡很担心他身旁的冈崎。南乡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这位年轻看守就像已经忍受不了极度的痛苦似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摘掉手铐的160号死刑犯面向祭坛上的十字架，虔诚地注视了很久。计划科科长劝他吃最后一顿饭，他先对科长表示感谢，然后吃了少量的点心和水果。
160号沉着平静的态度，让包括检察官在内的二十名左右的男人们脸上浮现出安心的神色。
接下来，死刑犯被允许吸最后一支烟。他一边吸烟，一边跟拘留所所长做最后的交谈。遗物转交给家属，遗书已经事先交给了负责看管他的看守，属于他的现金虽然不多，但都用于对被害人遗属的赔偿。他已经提出了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大学医院的申请，作为回报，他预先领到了5万日元现金。
四十分钟后，保安科科长说话了：“请准备向这个世界告别吧。”
160号一瞬间停止了动作，过了一会儿，才点头说道：“好的。”
与此同时，看管了他七年的看守忍不住哭了起来。
160号也悲伤地低下了头。终于，他面向教诲师说话了：“神父，请给我施忏悔与和解之圣礼。我犯罪了。”
神父点点头，走到跪在地上的死刑犯面前，背对着祭坛上的十字架，用严厉的口吻说道：“你忏悔一生的罪过吗？你忏悔做了违背全能的神的事吗？”
“我忏悔。”
“那么，我饶恕你的罪过。”
听到神的话，南乡觉得自己的头就像遭到了重击。160号犯的罪，神都赦免了，可是人类不赦免。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阿门。”160号唱和着，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站了起来。
两名死刑执行官走过来，蒙住160号的头，把他反铐起来。
南乡和冈崎以及另外一名死刑执行官立刻走到佛堂墙壁另一侧，站在了执行按钮前面。在这里看不到绞刑架。只要保安科科长举起的右手一放下，三个执行官就同时按下按钮。
可以听到拉开伸缩式帘子的声音，通向绞刑架的门被拉开了。南乡注视着眼前的按钮，心想这是辞去这个工作的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在这里放弃必须执行的任务，至少可以不用亲手杀死160号了。
但是，老婆孩子怎么办？谁来养活他们？还有，难道就这样背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他一起准备按按钮的另外两位年轻同事吗？
这时，保安科科长举起的手放下了，南乡条件反射似的按下了眼前的按钮。
但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南乡抬起头来，没有听见踏板被抽掉的声音。保安科科长一脸茫然，他看看绞刑架那边，又看看南乡他们这边，在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南乡慌忙环顾四周，很快就找到了原因，不禁战栗起来。
冈崎的手指在按下按钮之前停止了动作。
南乡按住自己那个按钮，小声叫道：“冈崎!”
但是，这位年轻的看守脸色苍白，手指颤抖着，紧闭双眼，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
南乡意识到，要让冈崎按下按钮是不可能的事了。由于冈崎的踌躇，将暴露负责按下执行按钮的三个人当中，谁杀死了160号。
南乡向佛堂看去。保安科科长在向南乡右边的看守招手。如果执行按钮失灵，就得启用手动控制杆。如果手动控制杆也失灵，就得由一名执行官亲手绞死死刑犯。这是刑法的规定。刑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绞首处以死刑。
被叫的看守慌慌张张地向绞刑架跑过去。但是南乡已经等不了了。再这样把脖子上套着绞绳的160号放在踏板上，继续忍受死亡的恐怖，哪怕延长一秒都太残忍了。南乡推开冈崎僵硬的手指，用自己的手按下了执行按钮。
沉重的冲击声。
此后南乡的耳朵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我已经杀了两个人!
南乡能想到的，只有这一句话。
如果在刑场以外的地方杀两个人，自己肯定会被判处死刑的。
南乡用杀死160号死刑犯的行动换来的，是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以保住这个家庭，但是，从第二天起，他的家庭却开始一天天走向崩溃。
以《福冈拘留所执行死刑》为标题的报道刊登在了一份全国性报纸上。
南乡的妻子看到了这篇报道，好像也知道了丈夫为什么前一天夜里在外边喝了那么多酒以后才回家。虽然她没有直接问南乡，但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开始南乡以为妻子是因为他执行了死刑而在心里埋怨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妻子的不满在别的地方。妻子生气，是因为丈夫没有跟她说实话。但是南乡认为，如果把实话告诉妻子，只能让她跟自己一起苦恼。
尽管南乡找到了妻子生气的原因，却没能跟她说实话。一是因为南乡隐瞒了七年前执行死刑的事实跟妻子结了婚，对此他一直感到内疚；二是因为每当回家时看到跑到他身边来的孩子，南乡都觉得自己死也说不出口。结果，刑场上的事他跟谁都没说过，一直严守保密规则。
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夫妇二人终于开始商量离婚的事了。商量的结果是，等孩子上了小学再重新考虑离婚的问题。可是，孩子上小学后，南乡又希望继续忍耐到孩子上中学。南乡想方设法避免离婚，因为他知道，被送进监狱的大多数罪犯，都是在不和睦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一想到二十年后如果自己的儿子惹上官司被审判，父母离婚这一因素可能会作为酌情减刑的理由之一，南乡就难过得无法忍受。把孩子的将来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真心相爱，而是来自意志力的团结了。
妻子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南乡经常调动工作，她和孩子不得不跟着南乡在日本各地转来转去，不仅如此，她还被公务员宿舍的人际关系搞得筋疲力尽。但是，她在孩子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她在默默地维持着这个家庭。
到了2001年，孩子上了高中，南乡则被调到了松山监狱。以此为契机，夫妇开始分居，但对孩子只是说爸爸“单身赴任 [3] ”。
南乡想，三年后孩子高中毕业时，家庭也许就真的解体了。用杀死160号死刑犯的行动保住的家庭……
就在这时，他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为了给一个死刑犯昭雪冤案，一位无名的律师正在寻找调查员。
南乡想，这正是自己愿意做的工作，他在冲动之下非常积极地与律师联系。见面时才发现，早在东京拘留所工作的时候，他就见过杉浦律师。
杉浦律师对管教官来应聘调查员感到吃惊，也很欢迎，因为南乡从事的职业的关系，他对包括请求重审在内的所有对死刑犯的处置方法都很精通。
南乡已经决定辞去管教官的工作，只要利用好退职金和这次昭雪冤案的报酬，不但足够送孩子上大学，还可以让南乡重振父亲传下来的家业，开一家糕点铺。到那时再把一切都告诉妻子，请求妻子继续跟他和孩子一起生活。
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艰难的工作中去，剩下的就是找一个搭档了。为了把死刑犯从绞刑架上拉下来，还需要找一个跟他一起去调查的搭档。
于是，他选中了在他的管教之下的二十七岁的囚犯三上纯一。
“我违反了管教官工作规程，”作为自己的长篇故事的结语，南乡说道，“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都说出来了。不过，我觉得轻松一点了。”
这时已经是次日凌晨，新的一天开始了。大雨早已停了下来，从纱窗外吹进来凉爽的风。
纯一注视着面前这位四十七岁的管教官，注视着这个曾处死过两名罪犯、还在拼命维持已经破碎了的家庭的男人的脸。此刻，管教官脸上那亲切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殉教者的严肃表情。纯一想，也许这才是南乡的真面目。
“南乡先生，”纯一虽然十分关心已经身心疲惫的南乡，还是问了一句，“现在您还赞成死刑制度吗？”
南乡看了纯一一眼：“既不是赞成，也不是不赞成。”
“您的意思是？”
“啊，我不是在逃避你的问题。我心里真是这样想的。死刑制度什么的，有也好，没有也好，都一样。”
南乡的回答听起来好像是敷衍了事，纯一不由得追问道：“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喂喂!你可要注意哟。”南乡的脸上浮现出拉拢人似的笑容，“关于死刑制度是否应该存续的争论，很容易让人感情用事，恐怕这就是本能与理性的斗争吧。”
纯一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之后，点了点头：“对不起。”
“再说了，”南乡继续说道，“杀了人就会被判处死刑，连小学生都知道吧？”
“嗯。”
“重要的是，所犯罪行和对罪行的惩罚，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那些被判处了死刑的家伙呢，他们明知道如果被逮住了就会被判死刑，还敢去犯罪。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们一旦杀了人，就等于把自己送上了绞刑台。被抓住以后才又哭又叫，已经晚了。”南乡气愤地说着，脸上的肌肉僵硬起来。他在竭力压制住心底的憎恨。“为什么那些浑蛋会没完没了地出现啊？如果没有那些家伙，即便有这制度那制度的也没关系，我就不用去执行死刑了。维持死刑制度的既不是国民也不是国家，而是杀人犯自己!”
“可是……”纯一刚一开口，又赶紧闭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问南乡：那个160号的情况算是怎么回事？
“当然，现行的制度也存在问题。”南乡好像知道纯一想问什么似的，“误判的可能性、不妥当的判决、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补救措施等，都是问题。特别是树原亮的情况，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关于树原亮，”纯一回到正题，问道，“南乡先生，如果凶手不是树原亮，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凶手，他就得被判处死刑，这样好吗？”
南乡犹豫了一下之后，点了点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救树原亮。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他被带到刑场，脖子被套上绞绳的时候，一定会大喊大叫‘我没杀人!救救我’，他一定会拼命地求死刑执行官饶命的。”
说到这里，南乡突然不往下说了。他的双手停在了往死刑犯脖子上套绳套的动作上。
纯一从南乡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痛苦的过去。
“我想避免那样的情况发生。无论如何也要把树原亮从绞刑架上救下来。现在我想做的只有这件事。”
“明白了。我一定协助您。”纯一说道。
两个人的对话总算告一段落了。
南乡听了纯一这句话，微笑着点了点头：“辛苦你了。”
从纱窗外吹进来的凉风解除了暑热，他们默默地享受着吹在身上的凉爽的夜风。
“真是不可思议，”在静谧的深夜，南乡轻声说道，“那两个人的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指的是470号和160号的名字。”说完又歪着头喃喃自语，“这是为什么呢？”
纯一想说，如果能想起名字来，恐怕更痛苦。但是，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
2-
昨夜的暴雨好像是梅雨天结束的前奏，第二天早晨，房总半岛放晴了。
纯一和南乡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上了车。在胜浦市内，他们看到很多载着冲浪板的汽车和准备去海水浴场的游客。旅游旺季到了。
南乡他们穿过中凑郡，向东京方向驶去。为了给下一步工作方针的转变做准备，他们有一些工作必须在房总半岛以外的地方做，为此他们要分头行动几天。
“你要关心一下政治新闻，”手握方向盘的南乡对纯一说，“特别是内阁重组的动向。”
纯一对这个突然的话题不知所措：“为什么？”
“因为执行死刑几乎都在国会闭幕期间。”
纯一再次问道：“为什么？”
“因为如果在会议期间执行死刑，执政党会被在野党追问。最近通常国会 [4] 刚开完，马上就要进入危险时间段了。”
一向远离政治的纯一虽然没听懂，还是点了点头：“那么，跟内阁重组有什么……”
“内阁一旦重组，就有可能换一个法务大臣。”
“法务大臣？就是签署执行死刑命令的人吗？”
“是的，法务大臣一般在退任前签署执行死刑命令。”
纯一第三次问道：“为什么？”
“这就像治牙一样，不想治的时候，就尽量往后拖，拖到后来知道没法再拖了，就一口气全给治了。”
“法务大臣签署执行死刑命令，就是这个水平的工作啊？”
“是啊，”南乡笑了，“现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驳回重审请求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政治情势变化的时候，总之对树原亮极为不利，我们尽量不要浪费时间。”
“我知道了。”
虽然车子驶入房总半岛内侧时有些堵车，但正午过后两人还是穿过东京湾进入了神奈川县北部。
纯一在南乡的哥哥家附近的武藏小杉站下车，然后换乘地铁直奔霞关。今天是他必须到监护观察所报到的日子。
从地铁站走上来，在连接皇宫外苑的马路上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他的目的地——中央政府办公楼6号楼。就要进入大楼时，他突然发现这座大楼就是法务省大楼。
在这座大楼里的某个地方，正在进行有关树原亮死刑执行的审查。
他一边在心里祈祷着法务省的官员都是懒人，一边走进了大楼。
“最近生活还顺利吗？”监护观察官落合把魁梧的身体靠在椅背上问道。
“顺利。”纯一点头回答。他把每天的饮食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和南乡一起工作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并说自己生活得很充实。非常务实的监护观察官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坐在旁边的监护人久保老人眯缝起眼睛看着被晒黑了的纯一说：“你好像壮实多了。”
“没去玩女人吧？”落合问道。
“没干那个的时间。”
“那太好了。我们不担心你会吸毒，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酒要少喝。”
“是。”
近况报告完以后，纯一对落合与久保老人说：“关于监护观察，我想问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落合问道。
“监护观察官落合先生是政府官员，监护人久保老师是民间人士，对吧？”
“是啊。我们相互协助，帮助你们这些人回归社会。如果这件事只有官方来做，就无法贴近社会，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民间的志愿者出力。”
纯一想起了在监狱接受的出狱教育的内容，他又问了一个自己还不太清楚的问题：“监护人先生一分钱也不挣吗？”
“是啊，”久保老人答道，“不过，交通费是实报实销。”
“选择考察监护人的资格，是监护观察所负责吗？”
“不是的，”答话的是落合，“地域不同，选择考察的方法也多少有些不一样，不过一般都是由前任推荐，即找一个继任者把接力棒传下去。”
“那么，监护人老师负责监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有品行不良的少年，也有从少年管教所出来的，还有像你这样的被称为3号观察对象的假释出狱者，对了，还有被判了刑缓期执行的人。总之，从小孩到大人，面很广。”落合回答完纯一的问题以后反问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现在我正在调查的一个事件，被害人就是监护人。”
“哦？”纯一的话题引起了落合和久保老人的兴趣。
纯一迅速在自己的头脑中整理了一下人物关系。被害人宇津木耕平退休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退休后作为监护人负责监护有过不良行为和轻微犯罪历史的树原亮。两个人认识的经过很自然。
“监护人老师定期与被监护人见面吗？”纯一问道。
“是的，”久保老人说，“我一般是请被监护人到我家来，了解近况并问他有什么烦恼。”
这么说，树原亮去被害人的家也没有什么不自然。问题是那次他去宇津木耕平家的时候是否还有别人在那里。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不过不好说出口。”
“你是不是想问我们会不会招被监护人恨，对吧？”
“是的。”
“有一种情况会招被监护人恨。”
“什么情况？”
“取消假释。你出狱的时候，还有到这里来报到的时候，都跟你说过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吧？”
“说过。”
“我们如果知道你违反了规定，就会取消你的假释。拿你的情况来说呢，还要被关进监狱，直到三个月后刑满释放才能出来，如果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在假释期间违反规定，就非常严重了。”
“被判了无期徒刑还能假释？”纯一感到意外。
“能啊。犯了比被判处死刑轻一点的罪，就会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日本的无期徒刑跟外国的终身刑不一样，不会一辈子都被关在监狱里。法律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十年以后就可以成为假释审查的对象。不过嘛，实际上平均十八年，就可以回归社会了。”
“十八年？”纯一非常吃惊。差一点就会被判处死刑的重罪，这么快就能被假释吗？
“那么，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取消了假释，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当然是被送回监狱。不过，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放出来，就不好说了。因此，取消假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落合表情严肃起来，“假释被取消以后，自杀的人都有。”
“这是一个‘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久保老人仍然面带微笑，“但是，无论会招致怎样的仇恨，我们也要把违反了规定的假释人员送回监狱。这是法律。”
被取消假释很可能是杀死监护人的动机。想到这里，纯一向前探了探身子：“我正在调查的这个事件是宇津木耕平被杀害的事件。”
“果然如此!”落合说话了，“我对这个事件还有印象。就是发生在房总半岛外侧的那个抢劫杀人事件吧？”
“是的。宇津木先生当时是树原亮的监护人。对了，宇津木先生那里还有没有其他被监护观察的对象，您知道吗？其中有没有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假释的？”
落合笑了：“我就算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呀。保守秘密，是干我们这种工作的绝对条件。关于被监护观察的对象的任何信息，都是绝对不能向外人泄露的。”
“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来这里调查？”
“没有。”落合非常干脆地答道，“我倒是很想为你提供帮助，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纯一在感到失望的同时，还在想找到真凶的办法。南乡先生是管教官，能不能走个后门什么的……
这时候，久保老人带着几分顾虑向落合请求道：“这种时候也许我不该说话，不过，我还是想向三上提一个建议，不知是否妥当。”
“什么建议？”落合显得有些不安。
久保老人把脸转向纯一：“那个事件，确实是发生在被害人家里吗？”
“确实是。”
“家里没发现什么东西吗？”
纯一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困惑地看着久保老人的脸。
“被害人是一个监护人对吧？那么他应该有一本观察者记录，在观察者记录里，详细地记录着被监护人的情况。”
“观察者记录？”纯一重复着久保老人说的这个名词，心想：南乡潜入已经被废弃的宇津木耕平宅邸时，是否看到过所谓的观察者记录呢？得赶快找南乡确认一下。
这时落合用责备的口气叫道：“久保先生!”
“对不起。”老人始终面带微笑，“因为我很喜欢看推理小说。”
南乡在松山接到了纯一的电话。
南乡在川崎把借的那辆本田思域还给租车公司以后，坐飞机直奔松山。这次他要辞去管教官的工作，搬出公务员宿舍。他请的假快用完了，打算一次就把松山这边杂七杂八的事情处理好。
在三室一厅的公务员宿舍里，南乡暂时停下捆绑行李的手，拿起了手机。
“什么？观察者记录？你等一下，让我好好想想。”
南乡仔细回忆之后对纯一说：“没有，肯定没有。返还的证据我都看过，没有看到什么观察者记录。”
从电话那头传来纯一的声音，听上去很兴奋：“作为证据，是不是还被法院保管着？”
“那也不可能，在审判过程中没有使用的证据，都会还给被害人遗属。”
“那就奇怪了，不可能没有观察者记录吧？”
“难道是被凶手拿走了？”
“我认为是被凶手拿走了。为的是不暴露与被害人的关系。”
接下来纯一说出了自己的推理：真正的凶手可能是出入宇津木耕平宅邸的被判无期徒刑的假释犯。“您能想办法查一下被害人负责观察的人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假释犯吗？”
“困难不小，不过我可以想想办法。”
挂断电话以后，南乡走进六叠大的房间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
他感觉纯一的推理是正确的。由于某种原因被取消假释的犯人，为了阻止假释被取消，有可能杀死监护人。如果凶手知道监护人那里有观察者记录，将其拿走也是有可能的。说不定观察者记录里写着取消假释的理由，拿走以后就可以掩盖犯罪动机。这也就解开了为什么凶手把存折和印鉴拿走，却没有取钱这个谜团。一切都是为了伪装，凶手犯罪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
纯一也许发现了金矿——南乡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他还有一个疑问，如果凶手的目的不是钱的话，难道说是临时想到把杀人的罪名加到树原亮头上的吗？那样的话为什么不把存折和印鉴留在摩托车事故现场呢？
现在还不能松劲，还不到发起针对性进攻的时候，掌握的线索太少了。
给南乡打完电话后，纯一直奔新桥。他去新桥是为了解开一个有关他个人的谜。纯一按照印在自己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杉浦律师事务所。
正如纯一所想的那样，杉浦律师事务所在一个很旧的杂居大楼里。他乘着摇摇晃晃咔嗒咔嗒作响的电梯上了五楼，敲了敲一扇镶着磨砂玻璃的门。
“来了!”里边的杉浦律师答应了一声，随即拉开了门。他一看是纯一，感到非常意外。
“出什么事了？”
“我个人有点事想问问您。”
“什么事？”杉浦律师赶紧又加了一句，“啊，里边请。”一边说着，一边把纯一让进了事务所。虽然纯一是突然到访，杉浦律师也没有忘记在脸上挤出讨好的笑容。
事务所大约有十叠大小，在铺着瓷砖的地板上，摆放着桌子和书架。书架上有日本现行法规和最高法院判例集等法律方面的书籍。到底是律师事务所。
“南乡先生呢？”杉浦律师一边请纯一坐在旧沙发上，一边问道。
“回松山去了，过几天就回来。”
“啊，是吗？真要辞去公职？”
“是。”纯一想起管教官辞职的理由，紧闭着嘴巴不再说话。
“那么，你今天……”
纯一有些拘谨地说道：“如果您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想请您告诉我，南乡先生为什么选择我做他的搭档呢？”
杉浦律师有点为难地看了看纯一。
“他可以选择他的管教官同事，或者其他有正式工作的人……为什么选择了我这个有前科的人呢？我一直想不明白。”
“南乡先生不是我的委托人，我应该没有为他保守秘密的义务。”杉浦律师自言自语，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他抬起头来：“好吧，我告诉你。南乡说了，这是他作为管教官的最后一项工作。”
“最后一项工作？”
“是的。南乡先生是支持报应刑主义的，但是他也没有抛弃教育刑主义的理想。他认为，犯了罪的人大部分都是可以改过自新的。南乡先生一直在这两种主义之间摇摆。”
杉浦律师的话让纯一感到有些意外。
“但是，监狱在怎样对待囚犯的问题上，跟南乡先生一样暧昧。监狱是惩罚犯罪者的地方呢，还是通过教育矫正犯罪者反社会人格的地方呢？实际上，现在的监狱里几乎没有人格教育，只知道用规则约束犯罪者，让他们劳动。结果呢，犯罪者出狱后再犯率高达48%，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这就等于说，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每两个就有一个因再次犯罪而被送回监狱。南乡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该有多烦恼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想法改造罪犯，让罪犯新生。他要亲眼看到一个罪犯是如何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
这就是南乡先生作为管教官的最后一项工作啊!纯一不由得向前探着身子问道：“于是他就选中了我？”
“是的。你知道自己假释出狱的前后经过吗？”
“不知道。”纯一对自己的假释出狱早就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听说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的囚犯，在服刑期间只要受到一次处罚，就不可能假释出狱了。但是纯一跟一个合不来的管教官发生过争吵，还被关进了单人隔离牢房，结果还是跟模范囚犯一样，获得了假释的待遇，提前出狱了。
“你的假释出狱申请书是南乡先生帮你写的。”
“是吗？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至于他为什么选中了你，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次我倒是听南乡先生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他说，三上这小伙子很像我南乡，人不错。”
“我像南乡？”不知为什么，纯一觉得这句话有点道理。
离开杉浦律师事务所，纯一坐电车去父亲的工厂。今天晚上他打算回大塚的家住一夜，回家之前，他想去“三上造型”看看。
纯一抓着电车上的吊环，脑子里想的是杉浦律师的话。南乡和自己的共同点，正是昨天晚上听南乡回忆过去的时候忽视了的地方。
南乡和纯一都曾在二十五岁时夺去过他人的生命。只不过南乡是执行死刑的执行官，纯一是伤害他人致死的罪犯。他们都曾一度求助于宗教的慰藉，但又都很快放弃了宗教。在监狱里纯一拒绝听宗教教诲，作为首席管教官的南乡，肯定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
纯一认为，在上述那种表面上的理由背后，南乡选择在很多方面都像他的纯一作为搭档，还有更深一层的动机。是不是南乡认为他自己也是罪人，把赎罪的希望寄托在纯一身上了呢？其实，作为一名管教官，为了履行职务对死刑犯执行死刑，即使他本人有罪恶感，也永远用不着赎罪。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会因为对死刑犯执行了死刑就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他要用别的方法惩罚自己从而达到赎罪的目的，于是就选择了为别人做点什么的方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可以理解南乡把本可以一个人得到的高额报酬跟纯一平分的行为了。有前科的人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经济上的困穷。所以，当委托人要求把纯一排除在这项工作之外的时候，南乡非常愤怒。纯一确信自己的推测绝不是穿凿附会。
南乡为纯一做的这一切，纯一发自内心地感激。但是，越是感激，纯一的心情就越沉重。
纯一并没有想过要悔过自新。
双亲被残忍杀害的宇津木启介夫妇溢于言表的憎恨之情，佐村光男拼命压抑着憎恨之情接待前来谢罪的纯一时那张苦涩的脸，这些人的痛苦纯一都亲眼所见了。他们的样子足以唤醒纯一悔罪的意识。他真心想对佐村光男说一声对不起。但是，一想起两年前的情形，他除了杀死佐村恭介，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作恶的不是自己，而是被害人。
电车接近了大冈山站，纯一犹豫着要不要在这里下车。如果在这里下车再换车的话，还有两站就到友里家附近的旗之台了。
自己对友里依然恋恋不舍——纯一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打消了下车的念头。他心里明白，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到。为了向友里赎罪，能做的他都做了，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远远离开她，在心里默默祈愿她平安无事地生活。
纯一在离“三上造型”最近的车站下了车。他走在街道工厂林立的街区一角，忽然觉得自己不想等南乡回来再开展工作了。他想尽快回房总半岛去。在那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死刑犯生命的工作中。
走进父亲的工厂，纯一看到三上俊男正在专心致志地看造型设计图。
“噢，你来了。”父亲那张似乎写着运气不好的脸上浮现出笑容，“怎么样？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怎么样？”
“还在做。”纯一也面带笑容地回答了父亲的问话。他知道父亲为他这份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感到骄傲。上个月纯一拿到了100万日元的报酬，除去实际花费的10万，他已经把剩下的90万都给了家里。
“今晚在家住吗？”
“嗯。”
“那么跟我一起回大塚吧。”
纯一点点头说：“回家之前，如果有我能干的活，交给我。”
“好啊。”俊男说着，环视了一下狭小的车间，又突然不好意思地看了儿子一眼。
纯一觉得父亲的样子很奇怪，但他马上就知道是为什么了。这个工厂里唯一的高端设备——激光造型系统不见了。
“看它也没有什么用，就把它卖了。”俊男像是在找借口似的解释道。
纯一愣愣地站在那里，心想：已经没有退路了。每个月给家里100万也不够了。如果死刑犯的冤案不能昭雪，拿不到成功的报酬，自己家在经济上就会破产。
南乡处理完松山的最后一些杂事，回到了川崎。这两天他非常忙。他把公务员宿舍里的家具送到了分居的妻子家中。今天早上起床以后，他参加了作为管教官的最后一次早点名。
虽然这是最后一次穿警服了，但是南乡没有一点留恋，反而觉得神清气爽。同事们高兴地为他送行。南乡接过曾经是他的部下的女管教官献上的一束鲜花之后，发表了简短的告别辞，为自己二十八年的管教官生活打上了终止符。等着他马上就要做的工作，是全力以赴为树原亮的冤案昭雪。
南乡来到哥哥家，放下行李就直奔东京都的官厅街。他的目的地是大报社的新闻记事检索室。这是他早就预定要做的事。他要通过阅读当时的新闻记事，确认一下杀害宇津木夫妇的凶手有没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因为南乡已经通过电话预约好了，所以直接进入了一个摆放着电脑的小房间。一位女职员将使用电脑的方法教给南乡，南乡就开始检索了。
他把检索期间限定为宇津木夫妇被杀前后的十年间，他输入“抢劫杀人”“斧头”“砍刀”等关键词，又输入“千叶”“埼玉”“东京”“神奈川”四个地名，就开始等待电脑的回答。几秒钟以后，多得数不清的相关新闻记事便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南乡一边感叹这个世界变得太方便了，一边筛选检索出来的新闻记事，随后追加了“搜索”“凶器”“发现”等关键词。也就是说，十年间在千叶县周边发生的抢劫杀人案中以斧头、砍刀等为凶器，并被警察搜查到的，他都要查看。
电脑屏幕上显示这方面的新闻记事有十二条，不过实际发生的事件只有两个。记事虽然很多，但都是连续报道同一事件。除了发生在中凑郡的事件，还有一个。
在《埼玉县一主妇被杀》的标题下，详细报道了发生在埼玉县的一起抢劫杀人事件。事件发生在宇津木耕平夫妇被杀害两个月之前。深夜，凶手闯入远离村落的民宅，用斧头砍死了主妇，抢走了金银首饰。后来，警察在离案发现场二百米远的山中，发现了凶手作案时使用的凶器。
可以说，作案手段跟杀害宇津木耕平夫妇的作案手段是一致的。得到这些信息以后，南乡心情激动。在侦破宇津木耕平夫妇被害的案子时，警察那样彻底地搜山寻找凶器，正是因为有这个前例。
在报道中，南乡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埼玉县警方考虑到该事件与发生在福岛、茨城两县的事件类似，将该事件认定为全国性大案要案第31号事件。”看到这段文字以后，南乡赶紧返回检索画面。原来在福岛和茨城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南乡迅速输入关键词，将发生在福岛县和茨城县的事件新闻记事检索了出来。在埼玉县的事件发生前两个月和前四个月，就发生过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凶器，被害人都是一个人，凶手使用的小手斧也都是在现场附近的田地里或杂树林中挖出来的。
可以肯定，这一系列事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这个凶手从福岛到茨城，从茨城到埼玉，从埼玉到房总半岛，一边南下一边犯罪。如果没有在中凑郡宇津木耕平夫妇被害现场附近发现树原亮这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事件也会被并入“第31号事件”。
如果能抓住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凶手——南乡想到这里，立刻输入“全国性大案要案第31号事件”这个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出现了“凶手已被逮捕”的新闻记事。
罪犯已被逮捕了。南乡吃了一惊，盯住了记事中凶手的照片。照片给南乡的第一印象是，凶手肯定是一个经常去跑马场赌博的人。这个中年男人颧骨突出，面部就像凹凸不平的岩石。文字说明写的是“犯罪嫌疑人小原”几个字。
南乡把视线移到了记事上。
埼玉事件发生半年以后，警察在静冈市内当场抓住了一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男人。被侵入了住宅的主人在深夜听到可疑的动静以后报了警。
被抓起来的那个男人叫小原岁三，四十六岁，没有固定住所，没有职业。因为小原身上带着一把小手斧，警察认为他与“第31号事件”有关，经严加审讯，终于招供了。
南乡仔细查阅了这个姓小原的男人从被捕到起诉的报道。这个抢劫杀人犯供认发生在福岛、茨城、埼玉的三个事件都是他作的案。至于中凑郡宇津木耕平夫妇被害事件是否也是他作的案，也许是因为树原亮已经被逮捕，静冈县的警察没有深究。
南乡焦躁起来，但还是输入了“小原岁三”这个关键词，确认了一下审判过程。小原是在被逮捕四年后，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死刑的。三年后的1998年的二审判决，驳回了小原的上诉。
糟糕!南乡赶紧打开了下一条报道。如果这个小原岁三已经被处决了的话，那么这个也许在中凑郡杀害了宇津木耕平夫妇的真凶，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南乡把剩下的所有的报道都看了一遍，有关小原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上诉被驳回三日后，小原被告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简短记事，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小原的报道了。
这就是说，最高法院还没有驳回小原岁三的上诉。他还不是已经确定要执行死刑的罪犯。走后门想想办法，应该有可能跟他见上一面。
南乡松了口气，随后嘲讽地笑了一下。跟小原同一年被逮捕的树原亮已经在等待执行死刑了，小原却还没确定要执行死刑。这是日本的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在同样犯了应该被判处死刑的重罪的情况下，即便是多杀了一个人，审判的时间都要延长。也就是说，杀的人越多，杀人凶手活的时间越长。
尽管如此，南乡还是认为一天也不能耽误了。小原是三年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现在随时都有被驳回的可能。一旦确定了要执行死刑，除了直系亲属和律师，谁也不能再跟小原会面，必须尽快行动。
南乡起身离开电脑，叫来刚才教他检索方法的女职员，询问打印的方法，他要把相关报道打印出来。在等待打印的时候，他突然想搞一个恶作剧，就打开了另一台电脑。
南乡点击检索画面上的“地方版”，再点击“千叶县”，然后查看首次报道中凑郡宇津木耕平夫妇被害事件那天报纸上刊登的本地新闻记事。
他看到了一条《从东京离家出走的一对高中生情侣被警方辅导》的简短记事，不由得笑了。纯朴的少年三上纯一和他的女友都上报纸了，这天应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是在这篇简短的记事里，还有一些南乡不知道的情况。
“29日晚上10点左右，在中凑郡矶边町，两个从东京离家出走的高中生被警方辅导。少年A(十八岁)左臂负伤，在少女B(十七岁)的陪同下去矶边町的一家诊所包扎伤口。诊疗的医生认为是刀伤，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警察对少年少女进行了辅导。少年A和少女B的父母在此之前都已报警，请求警方协助寻人。”
左臂负伤？刀伤？本地新闻记事里没有更多的细节。
南乡盯着这条短短的新闻记事，脑子里非常混乱。他好像觉得他心中那个纯朴少年的形象需要修正。看了新闻记事，南乡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野蛮的十八岁少年的形象。恐怕纯一跟当地品行不良的少年打架来着，就像八年后杀死佐村恭介那样。
纯一那好像为什么事想不开时的表情浮现在南乡眼前。容易冲动、性格暴戾的人，大多数都难以悔过自新。虽然本人也能意识到自己容易冲动，但是由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攻击性冲动，也就丧失了悔过自新的决心。
南乡也注意到纯一有时表现出对悔过自新缺乏信心。盯着那条简短的记事，南乡在想：也许让纯一回归社会要比想象的难得多-
3-
两天没有见过的纯一无精打采地钻进了车里。
南乡把车从武藏小杉车站前的租车公司里开出来以后问道：“你怎么了？”
“家里情况很不好。”
“很不好？”
“这个工作如果不顺利，拿不到成功的报酬的话，我们家就完了。”纯一把家里的经济状况向南乡做了一番说明。
听了纯一的话，南乡也有点担心：“对佐村先生的伤害赔偿，不能请他们等一段时间吗？”
“双方签了和解契约，赔偿时间要想滞后，就得上法院。”
南乡点了点头。既然签了和解契约，就得履行和约的条款。如果上法院，肯定是败诉。万一法院判一个强制执行，三上家就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南乡更深刻地体会到，阻挡有前科的人悔过自新重返社会的障碍有多厚。
“我以前听人说过这样的话……”满脸忧愁的纯一改变了话题，“如果杀了人没有悔改之意的话，就只有被判处死刑，是真的吗？”
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南乡一脚踩住了刹车，车子停下来以后，南乡转过脸去看了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纯一。以前他没有注意到纯一左臂上的伤痕，现在看到了。纯一左臂内侧有一道至少缝了五针的伤痕，应该就是被辅导之前受的伤。
“你是说你自己吗？”南乡直截了当地问道。
“那倒不……”纯一含糊其词地答道。
“不要太责备自己了。”南乡认为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离刑满释放还有一个半月吧？你应该好好想想了。尽管家里经济上有困难，但还没有到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地步嘛。”
“您说得对……”纯一无力地点点头，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南乡先生!”
“什么事？”
“我早就想对您说，谢谢您!谢谢您让我来参加这项工作。”
“不用谢。”南乡不由得笑了。看来在副驾驶座上坐着的还是自己心目中那个纯朴的青年，他全身都感到轻松了。
“只要这项工作进行得顺利，就能让我爸爸妈妈过上轻松的日子。我们还有希望吧？”
“当然有希望了，大有希望!实际上我这里已经有收获了。”南乡看见绿灯亮了，立刻松开刹车继续前进。他把在报社的新闻检索室检索到的“第31号事件”告诉了纯一，“被告人小原岁三还被关押在东京拘留所里，最近也许能跟他见一面。”
南乡已经跟当管教官时的部下冈崎说过想见小原的事了。
“关于这个第31号事件，”纯一分析道，“如果杀害宇津木夫妇的凶手是流窜作案惯犯的话，不就跟找不到观察者记录相矛盾了吗？”
“我也这样认为，确实是这么回事。凶手确实有可能是被宇津木先生监护的对象，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小原是凶手的可能性。凡事不要先入为主，要耐心地去发现各种线索。”
“对!我听您的!”纯一点头表示赞同南乡的话。现在的纯一总算有了一点精神。
“对了，昨天晚上我让你给树原亮的情状证人打电话，结果怎么样？”
“都联系上了。”纯一说着从后座把背包拿过来，从里面掏出一个记事本。南乡让纯一做的是：列出公开审判树原亮时出庭作证的情状证人名单，然后跟那些情状证人取得联系。那些情状证人在树原亮被逮捕之前跟他关系很近。南乡和纯一打算验证第三种可能性，即树原亮是被真正的凶手有意陷害的。
“情状证人只有两个。”纯一从诉讼记录中找到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这两个人都住在中凑郡，一个是树原亮的雇主，一个是树原亮的同事。”
“约好跟他们见面了吗？”
“约好了。”
中凑郡首屈一指的观光住宿设施阳光饭店，是一家拥有大型洗浴中心和结婚宴会厅的十层楼大饭店。乳白色外墙的大饭店单独耸立在海边，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大饭店是支撑当地观光产业的主要设施。南乡驾车驶入停车场，大半车位都停着车，意味着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观光的旺季。
南乡和纯一下车以后，忍着闷热走向阳光饭店正门，进入饭店大厅。
他们向前台的服务员说明来意之后不久，大堂经理就从里面出来了。大堂经理把南乡和纯一带到三楼，沿着铺满地毯的走廊走到尽头，敲了敲最里面那个房间的门。
“董事长，有客人。”
大堂经理的话音刚落，房门就从里面打开了。出现在南乡和纯一面前的，就是树原亮的情状证人之一，阳光饭店的董事长。
“我姓安藤。”
董事长把南乡和纯一让进办公室，递给他们每人一张印着“安藤纪夫”的名片，头衔是“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藤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身上的肌肉还是紧绷绷的，看上去很强壮。西服便装的袖口露出被晒得黑黑的健壮的手腕，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脸上开朗的笑容与他的地位似乎并不相符，看来这个人不喜欢装腔作势。
对安藤颇有好感的南乡把自己和纯一介绍了一下，并拿出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而纯一只是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就不再说话了，因为他与律师事务所已经没有雇佣关系。董事长看着纯一，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不过很快又变成了笑脸，然后请二人在沙发上落座。
“你们找我，”等女服务生模样的年轻姑娘送来三杯冰咖啡离开以后，安藤问道，“电话里说是为树原亮的事，对吧？”
“是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可能性，但我们还是认为有可能是冤案。”
“是吗？”安藤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是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您了解现场附近的地理情况吗？”南乡问道。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宇津木先生和我关系很好，我去过他家好几次。”
“他家附近有没有带台阶的建筑物？”南乡扼要地将他们重视台阶的理由和白白搜索了一场的情况讲了一遍。
安藤歪着头认真地想了一阵才说：“没印象。”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南乡把话题拉回到最初的目的上来，“审判树原亮的时候，安藤先生作为辩护方的情状证人出过庭，对吧？”
“对。说实话，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安藤脸上浮现出为难的表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此话怎讲？”
“被害人和加害人跟我关系都很亲近。如果我偏袒一方，另一方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可是安藤先生还是为树原亮出庭了。”
“是啊。”安藤不好意思地笑了。
南乡有了一种终于找到了同伴的安心感。他要通过安藤之口确认一下在诉讼记录中看到的事实。
“安藤先生原来就跟宇津木耕平关系很好吗？”
“是的。宇津木先生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有学识的人，我事业上的事和其他方面的事都跟他商量。”
“与树原亮相识也是宇津木先生介绍的吗？”
“对。你们应该知道，宇津木先生是监护人，他为犯过盗窃罪的树原亮找工作，找到我这里，问我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
“您对树原亮的印象怎么样？”
“说实话，我感觉他这个人性格很内向。”安藤仰起头来，好像在回忆以前的事情，“但是考虑到他的成长经历，也是理所当然的。”
南乡想起了诉讼记录中记载的树原亮的成长经历：“安藤先生雇用树原亮，就是因为同情他吗？”
“是的。我的子公司中有一家出租录像带的店铺，我安排他去那里当了店员。”安藤说着向前探了探身子，“本来只是让他试试，没想到他非常卖力，干得非常出色。”
“哦？”
“什么深夜打折服务啦，四处发广告啦……总之他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好主意，营业额确实也上去了。”
这些话引起了南乡对改造盗窃犯的兴趣。“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呢？”
“我认为是宇津木先生的人格魅力。树原亮很敬慕他的监护人，所以很努力地工作。”安藤说到这里，表情变得阴郁了，“在事件发生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树原亮杀害监护人这样的事，根本无法想象，是吗？”
“完全无法想象。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树原亮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呢？在他的朋友里边，会不会有一个在抢劫杀人以后，又把罪名嫁祸在树原亮头上的？”
“我想不出有这样的人。”安藤想了一会儿又说，“他开始工作后，朋友好像不多。”
“也就是说，与他来往的人很少？”
“是的。既没有恨他的人，也没有跟他关系很好的人。”
南乡点点头，又开始探寻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宇津木先生让您帮别人找过工作吗？”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除了树原亮以外，宇津木先生还有没有其他的监护对象？”
安藤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道：“有一个。”
“还有一个？”
“也许还有一个。因为我听宇津木先生说过，照顾两个人，太费心劳神了。”
“照顾两个人，就意味着他那里有两个监护对象？”
“大概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纯一看了南乡一眼。安藤的话可以看作监护对象犯罪说的旁证。
“他没说过那个人是谁吗？”
“没有。监护人有为监护对象保守秘密的义务。那个人与树原亮的情况不同，宇津木先生没跟我谈过帮他找工作的事，所以我不知道。”
安藤说着瞥了一眼桌子上的座钟。南乡察觉出安藤可能还有别的应酬，就决定结束这次谈话：“好吧，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宇津木先生有没有被什么人记恨过？当然也包括把好心当作歹意之类的怨恨。”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一直皱着眉头的安藤突然笑了，“听说他跟儿媳妇的关系不好，最多也就是这种程度吧。”
“儿媳妇就是宇津木芳枝吗？”
“是的。常见的婆媳关系问题而已。”也许这位大饭店的董事长害怕南乡他们嘲笑他像个女人似的嚼舌头吧，赶紧打住，“哪个家庭都有。”
走出董事长办公室，南乡和纯一整理着刚才跟安藤谈话的要点，向一楼走去。
监护对象犯罪的可能性增大了，纯一很兴奋：“宇津木还监护着另一个有前科的人，能把那个人调查出来吗？”
“我回松山的时候试着查了一下，没查到。首先是矫正管区不同，而且已经过去了十年，只知道监护人的名字，很难查出他监护的对象是谁。”但是南乡心里也明白，查出宇津木先生的另一个监护对象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对纯一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分头行动吧。你去见另一个情状证人，我去查宇津木先生监护过的另一个有前科的监护对象。”
“您打算怎么查？”
“虽然明明知道不会有结果，但我还是打算先去中森检察官那里打听一下。”
纯一点点头。
“对了，纯一，你对安藤最后提到的婆媳关系问题怎么看？”
“怎么看？”纯一反问道。从表情上可以看出，纯一根本不重视这个问题。南乡心想，这个问题问一个还没结婚的年轻人，问也是白问，也就没再往下问。
南乡把纯一留在烈日下的停车场，一个人开着车走了。他沿着国道南下，开到房总半岛的南端之后顺时针转弯，直奔馆山市。南乡手握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想：为了给树原亮的冤案昭雪，得跑多少路啊。
中森工作的千叶县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和千叶县地方法院馆山分院在一幢大楼里。南乡把车停在这座森严的建筑物前的停车场里，忽然觉得就这样直接去见检察官不太好。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时间刚过12点，就从钱包里取出中森的名片，抱着淡淡的希望，掏出手机拨了中森的电话号码。
通完电话，中森很快就出来了。检察官的脸上并没有疑惑的表情，说午休时间可以出来跟南乡谈谈，并约定了半个小时后见面的地点。
见面地点是一家西式咖啡馆，离中森工作的地方不远，开车五分钟就到。
南乡坐在门口附近的一个位子上，正要喝今天的第二杯冰咖啡的时候，手机响了。最初他还以为是中森，听到的却是杉浦律师的声音。
“出大麻烦了。”杉浦律师的声音就像要哭出来似的，“不知怎么搞的，委托人起疑心了。”
“委托人？他怀疑什么？”
“他说三上还在和南乡先生一起调查。”
南乡皱起眉头：“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看到过我们在一起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南乡突然猜到委托人是谁了，他不动声色地问道：“委托人是本地人吗？”
“关于委托人的信息，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说。”
“他刚才给你打电话了？”
“是的。”
南乡想问“他叫什么名字”，但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他知道，无论问什么，杉浦律师都不会回答。于是他换了个方式问道：“这个委托人是一个很为树原亮着想的人吗？”
“那当然。”
“他还有出高额报酬的财力？”
“是的。”
“委托人怀疑三上还跟我在一起，杉浦老师您是怎么回答的呢？”
“装不知道呗。”杉浦律师厚着脸皮说，“可是，我们能一直隐瞒下去吗？”
“如果调查工作进展顺利的话，委托人就不会有意见了吧。”南乡不高兴地说，“不过，这件事请你不要对三上说。拜托了。”
“好吧。”杉浦律师叹了口气，挂断了电话。
“让您久等了。”
突然有人打招呼，南乡吃了一惊，抬起头一看，是身穿西装的青年检察官中森。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您来了。”南乡慌忙站了起来。
中森笑着说：“哪里哪里，我正犹豫什么时候跟您打招呼呢。”中森检察官脱掉上衣，坐在了南乡对面。
“午休时间把您叫出来，真对不起。”
“没关系的。”
南乡看着检察官脸上的笑容，放心多了。从检察官的笑容里，可以看出他会协助南乡他们调查的。
二人点了午餐，闲聊几句之后就进入了正题。
“被害人宇津木先生负责的监护对象？”中森检察官听了南乡的话，注视着半空，好像在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况。
“搜查阶段警方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吗？”
“至少没有将这样的人划入犯罪嫌疑人范围，因为树原亮几乎是被当场抓获的。”中森虽然是这样回答的，但好像还在继续努力回忆，“啊，我想起来了，除了树原亮以外，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南乡不由得向前探了探身子。看来安藤董事长的话是对的。
“可是，即便能在资料库里查出来，我也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这属于有前科者的个人隐私。你是管教官，应该知道相关法律规定吧？”
南乡无奈地笑了笑：“是啊。”
中森检察官也报以微笑之后，突然严肃起来：“你把目光放在监护对象身上，是不是因为你认为那个抢劫杀人事件是被人伪装成树原亮作案？”
“是的。”
“犯罪动机是因为有可能被取消假释？”
南乡不禁为检察官反应如此之快而咋舌：“是的。”
中森微微点头，陷入了沉思。
南乡想，如果中森也能参与调查就好了。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话题转移到第二种可能性上：“对了，您知道第31号事件吗？”
中森没想到南乡会突然提到这个问题，看了南乡一眼以后才说：“知道。”
“当年您是不是调查过宇津木夫妇被杀害的事件与第31号事件的关系？”
“您看问题真尖锐。我当然调查过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是只调查了很短一段时间，即从事件发生到在医院里被抢救的树原亮身上搜出被害人的钱包之后的这段时间。”
“那以后呢？”
“那以后正好相反，树原亮被怀疑上了，怀疑他是第31号事件的凶手。不过，在福岛和茨城的抢劫杀人案发生的时候，树原亮有不在场证明。”
“四个月后，第31号事件的凶手就被逮捕了。”
“凶手叫小原岁三吧？”
“对。你们有没有调查过小原的不在场证明？我指的是发生在中凑郡的宇津木夫妇被害事件。”
“没有。”
对于南乡他们来说，小原岁三还是值得怀疑的。
后来南乡和中森的谈话离开了正题，一边吃饭一边闲聊起来。
南乡对检察官说，自己已经辞掉了管教官的工作。中森严肃地问道：“就是为了树原亮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吗？”
“可以说是吧。”
这时，检察官第一次警觉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压低声音问道：“说实话，南乡先生，您真认为树原亮是被冤枉的吗？”
南乡考虑到自己如果说实话，检察官将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犹豫一下，但最后还是说道：“我认为是的。”
“也就是说，您认为死刑是误判。”
南乡点点头，然后看着眼前这位小自己十岁的检察官的眼睛说道：“现在还来得及，只要树原亮还活着。”
中森陷入了沉默。南乡不知道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森现在非常苦恼，因为他也有参与执行死刑的同事们感到的那种连带意识。
一直到吃完午饭，检察官都没有再提过树原亮事件。当南乡手拿账单站起身来要去付账的时候，中森坚决主张各付各的，不让南乡请客。这是在检察官身上经常能见到的洁身自好的清高。为了防止被人误解为渎职，他们言行非常谨慎。
他的这种正义感，要是用到树原亮事件上就好了——南乡心里这样想着，付了自己一个人的饭钱。
在阳光饭店与南乡分开后，纯一在烈日下步行了大约十分钟，到了矶边町。
第二个证人姓凑，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姓。凑先生是树原亮出事前在录像带出租店工作时的同事。
树原亮工作过的“阳光录像带出租店”位于矶边町最繁华的大街的中部。门口贴着好莱坞大片的广告，烘托出华丽的气氛。纯一穿过自动门走进开着冷气的店内，收银台后面一位看上去像打工学生的女孩立刻笑着喊道：“欢迎光临!”
“请问，凑先生在吗？”纯一擦着汗问道。
女孩点点头，叫了声“店长”。
店里一位正蹲在地上摆放录像带的男人回过头来。
“您就是凑大介先生吗？”
纯一走近时，凑大介站起身说道：“我就是凑大介，您是？”
“我是昨晚给您打电话的三上。”
“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啊？”
“啊，只不过是在事务所里帮忙。”纯一为了避免被人指责为诈称身份，谨慎地答道，“我是为树原亮的事来的。”
“哦？为树原的事？”黑框眼镜后面，凑大介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怎么一提树原亮就如此震惊呢——纯一感到有些惊讶，就客气地说：“在工作时间打扰您，实在对不起，要不我回头再来吧。”
“不用，如果只需十分钟的话，没问题。还不到中午，没客人。”
纯一表示感谢之后，开始提问。此刻纯一有一种自己成了刑警或侦探的奇妙感觉。别太兴奋了——纯一在心里这样告诫着自己，问道：“凑先生，您是在这个店里认识树原亮的吗？”
“是的。不过当时这家店还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对，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后来这个店越做越大，就搬到这里来了。”
纯一想起了安藤董事长的话，就问：“听说树原亮工作很卖力？”
“是的。他到处散发广告，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干劲十足。”
“刚才安藤先生也这么说。”
“安藤先生？”
“阳光饭店的董事长啊。”
“哦？”凑大介那甚至可以说是惊愕的表情里，分明流露出对树原亮的佩服之情。对于阳光集团旗下一个录像带出租店的店长来说，安藤董事长简直就是站在云彩上面的人物。
“听安藤董事长说，树原亮几乎没有朋友。”
“是啊，跟他关系融洽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我跟那小子还算谈得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喜欢的电视节目和歌曲等……”说到这里，凑大介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不过，没想到他会干那种事，我的心情很复杂。”
也许由于树原亮被逮捕，凑大介感到两人之间的友情变得令人痛苦了吧。纯一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朋友，自从他被捕以后，一个都没见过，他们一定都在回避现在的纯一。
“在凑先生看来，树原亮是个什么样的人？”
“至少看不出他是干那种事的人。不过，他被抓起来以后我才知道，他来我们店里工作以前就有过偷盗行为。”
“嗯。”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假定，我是说假定，”纯一说完这句话，紧接着提到了冤案的可能性，“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是真正的凶手行凶后把罪名推到了树原亮身上？”
“这……这……”凑大介惊得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纯一刚才就注意到了，这位录像带出租店的店长对所有的事情都习惯于表现出过分夸张的反应。
“在您的印象中，有没有跟树原亮关系不好的人，或者……”
“请等一下。”凑大介伸出右手，制止纯一继续说下去，然后使劲地挠着后脑勺说道，“对了，我想起来了。树原曾经跟我说过一件很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当时，有一个大叔隔三岔五地到我们店里来。”
“大叔？”
“一个中年男人，一个专门借黄色录像带的客人。有一天，树原亮对我说，你要警惕那个大叔。”
“要警惕？”
“树原亮说，那个大叔以前杀过人。”
“什么？”纯一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问树原亮，他也没跟我详细说。”
“那个大叔是个什么样的人？”
“四十岁左右，像个工厂里的工人。”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最近这个客人不来了吗？”
“最近没见过。我也忘了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了。”凑大介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想起来。
纯一与从馆山市回到中凑郡的南乡在咖啡馆里会合了。纯一把在录像带出租店打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南乡。
南乡思考了一阵说道：“难道说那个大叔在当时是一个监护对象？树原为什么能断定他以前杀过人呢？”
“应该是犯过罪的人遇到了犯过罪的人。”纯一蛮有自信地说。因为他刚出狱的时候，就在监护观察所里见到了许多有前科的人。纯一又说：“一定是树原亮和这个大叔在监护人家里见过面，所以树原知道这个人有前科。”
“有道理。”南乡说完，正要决定按照纯一的思路进一步确认，又忽然说道，“等一下，树原亮是因为偷盗被抓起来的，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他们在看守所或拘留所里见过面？”
“我认为不会。杀人犯应该进监狱，树原亮虽然被判了刑，但缓期执行，他们不可能在看守所或拘留所见过面。”
南乡觉得纯一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不过，杀人犯也不可能到录像带出租店去借黄色录像带呀。”
“我来整理一下吧。因偷盗被判刑但缓期执行的树原亮定期出入监护人宇津木老师家。同时还有一个人，一个被假释的杀人犯也去他的监护人宇津木老师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认识了。”说到这里，纯一又遗憾地说，“可惜我们不知道那个大叔是谁。”
“不，你等一下，我想起来一件事。”南乡扬起细细的眉毛，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回到以前的推理思路上来看看吧。监护观察对象杀了监护人，他的动机是什么？”
“假释有可能被取消。”
“如果只是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假释犯，作案动机太牵强了。”
“那当然。所以，应该是一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假释杀人犯。”
“如果是这样的话，宇津木耕平被杀害以后，这个大叔应该继续接受监护观察。”
纯一恍然大悟，抬起头来说道：“也就是说，现在他得到新的监护人家里去。”
“是的。现在的问题是时间。在这十年里，他是否已经被免除了徒刑。如果被免除了徒刑，也就用不着接受监护观察了。”
“南乡先生怎么看？”
经验丰富的管教官回答说：“我认为他还在继续接受监护观察。”
“如果是那样的话，”纯一向前探了探身子，“只要我们知道了谁是监护人，然后埋伏在监护人家附近，不就能找到那个大叔了吗？”
南乡点点头：“好，现在去图书馆，那里有本地监护人协会的出版物。”
“是不是要调查现在的监护人？”
“对!”
两人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同时举起杯子，用吸管一口气喝完杯中的冰咖啡，然后站起身来。这时，南乡的手机响了。
“喂，”南乡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表情紧张起来，“明天吗？不，没问题，我11点以前到就可以是吧？明白了，谢谢你!”
南乡挂断电话，对纯一说：“另一条线也有动静了。”
“另一条线？”
“东京拘留所的同事来电话说，可以和第31号事件的罪犯见面了。”
《死刑执行命令书》就等最后两个人签字批准了。经过刑事局、矫正局、保护局各三名干部检查过的《死刑执行议案书》转回刑事局以后，改名为《死刑执行命令书》，由局长亲自送到了法务大臣事务局。
位居法务官僚最高层的事务次官盯着放在办公桌上的《死刑执行命令书》看了很久。事务局的秘书科科长和事务局局长批准后，就只剩下事务次官审查盖章了。只要他盖了章，这份《死刑执行命令书》就会被送到法务大臣办公室去。在法务大臣办公室，由第13个批准者，也就是最后一个批准者——法务大臣作出最后的判断。
事务次官已经看了一遍命令书。粗读一遍的结果，没有发现问题。他拿起办公桌上的官印，蘸上朱红的印泥，在命令书上盖了章。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把这份命令书送到法务大臣办公室去。
事务次官直接服务于法务大臣。现在这个法务大臣，是沾了无法改变的国政弊端，即执政党派阀排队上岗的人事制度的光，坐到法务大臣这把交椅上的。对于整个法务行政，他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见识。而且让事务次官头疼的是，这个体格粗壮的法务大臣，实际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只要一涉及死刑这个话题，法务大臣就会大喊大叫起来，就像一个生了病需要打针的孩子一样不情愿。这反映出他是一个极其幼稚的人，但是谁也不敢笑。事务次官现在害怕的是，法务大臣拒绝在《死刑执行命令书》上签字，又一次在法务行政史上留下污点。
在历届法务大臣中，有过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挡箭牌拒绝签署死刑执行命令的大臣，也有几位大臣甚至连理由都不说，就是不在命令书上签字。他们的行为受到反对死刑制度的人士欢迎，但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是法律规定的法务大臣的职责，如果放弃自己的职责，一开始就应该拒绝就任法务大臣。无视法律，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做，只是占据着权力的位置，对此法务省的职员们都非常不满。
怎么说服法务大臣这个傻瓜呢？事务次官为此十分烦恼。在职务上他属于法务省的高级官员，但实际排名才是第五位。他是检察厅的检察官出身，所以还有检察总长和东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四个实力派人物骑在他头上。如果他不能说服法务大臣签署命令书，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呢。
事务次官想，最后一张牌恐怕就是迫在眉睫的内阁改组了。退任之际签署命令书已经形成了惯例，届时树原亮这个死刑犯的第四次重审请求应该也已经被驳回了。
根据事务次官的预测，距内阁人事变动也就还有两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得到大臣的私下承诺。如果大臣不愿意的话，就在他退任的那天不容分说地把《死刑执行命令书》放在他的面前，逼着他签字。到时候和刑事局局长一起去，大臣就不能不签了吧。
事务次官依旧满脸不高兴地把《死刑执行命令书》放进了抽屉里。他有一种自己在闹剧中饰演配角的感觉。本来是要夺走一个人的性命的决定，但由于一个愚蠢政治家的加入，堕落成了一幕廉价的闹剧。这种人居然能被选民选上，选民的水平太低了!事务次官不由得把愤怒指向了日本国民。
再忍耐一段时间吧。如果内阁人事改组换掉了现在这个法务大臣，他就会把签好字的命令书留在办公桌上，走出大臣办公室。那样的话，事务次官这个让人忧郁的工作也就宣告完成了。
事务次官突然瞥了一眼放着《死刑执行命令书》的抽屉，突然意识到此刻只有自己知道树原亮这个人的寿命还有多长。
自己简直就是死神。
事务次官虽然非常不愉快，但一想到这就是他的工作，也就不再自寻烦恼。
还有三个星期树原亮就要上绞刑架了。
这已经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了。
[1] 教育刑主义是西方国家刑法学中的一种刑罚理论，这种刑罚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刑罚的本质是教育而非惩罚，亦称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犯罪行为的报应，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人，与报应刑论的主张相对立。
[2] 亦称刑罚报复主义，是重刑主义理论之一。即用等同于犯罪危害程度或超过犯罪危害程度的刑罚对犯罪人予以制裁，以起到威慑作用。
[3] 指员工被派到外地工作，妻子和孩子并不同住，而是留在原来的城市继续生活。
[4] 日本的国会形态之一，每年固定召开，会期由1月左右开始到150天左右结束。